老王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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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第2页）

的起码道理，当时是根本不知道的，当然更想不到一吟一咏如果不合时宜竟会给自己带来穷愁坎坷了。

清代的《楚辞》注释家蒋骥说：“骚忧乃不祥之书也！”

直到五十年代末，我才懂得这一句沉痛的感慨之言。

也是1944年我刚入中学的时候，读到了第一首印象最深、至今尚能背涌的新诗，那就是我们四川诗人吴芳吉在五四运动前一年写的《婉容词》。

这首叙事诗说的是一位受封建礼教三从四德束缚的弱女子，名叫婉容，贤淑美丽，被其留学美国的镀金博士丈夫所遗弃，几番感伤徘徊之后，投江自杀。

写得哀婉凄切，一吟三叹，读之泪下。

此诗在语言音韵方面兼有旧体诗词之长，如新蝉自旧蜕中羽化而出，似旧而又非旧，一鸣惊人，风靡全川，对我影响很深。

1947年春季离开老家，入四川省立成都中学（高中部）。

那正是国统区进步学生运动如火燎原的年代，罢课抗议，游行示威，风起云涌，我卷入其中。

一位姓雷的同学领着我们上街游行，到省政府门前呼口号：“打倒王陵基！”

我们唱着两支红色的歌，一支是《团结就是力量》，一支是《山那边，好地方》，意气昂扬，心向延安。

顺便说一句，这位姓雷的同学在解放前夕被国民党逮捕，险遭杀害，得救出狱，在六十年代做了我的故乡金堂县县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

中受虐不堪，自杀身死了。

后话不提，书归正传。

当时我无心读书于课堂，有意探求于文学，狂热地阅读巴金的小说、鲁迅的杂文、曹禺的戏剧，特别是艾青、田间、绿原的诗，抄录了厚厚的一本，认为《向太阳》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首诗，而唐诗宋词被我弃之如敝履。

我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叛逆者了。

也是1947年早春我刚入高中的时候，重庆《新华日报》驻成都办事处被迫撤回延安的前夕，该办事处的书店公开散发书籍。

我闻汛急往，得一本萧三著《毛泽东的少年时代》，如获至宝而归。

如今物换星移人渐老，每次经过祠堂街的时候，还要注目留情于那家书店的旧址，想起我失去的青春。

当时成都有一家进步的《西方日报》，报社里有好些地下党的同志在工作。

1948年秋季我向该报投稿，报道校园生活，多次刊用。

在该报副刊上发表了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折扣》，侧写一位老师的困苦生活。

说来惭愧，构思借自二十年代女作家黄庐隐的一个短篇小说，只能算是模拟之作。

作品排成铅字，受到鼓舞，此后便有志做一个作家了。

于是又读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的小说，还读苏联小说《铁流》《夏伯阳》《静静的顿河》《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还读美国小说《飘》，而对新诗的兴趣大减。

这年还惹过一点小小的麻烦。

在《西方日报》上写消息揭露学校生活的污糟，激怒了以姓涂的为首的几个三青团学生，联名贴大字报威吓我，叫我出来答辩。

幸以笔名发表，不知是我写的，得免罹祸。

我胆小，再不敢乱写了。

1949年春季，在成都的《青年文艺》月刊上发表短篇小说《街头巷尾》，因而加入青年文艺社，该社成员多系成都的中学生文学爱好者。

同时在成都的《新民报》《西方日报》上发表短篇小说、诗、译诗、杂文共十多篇。

这年秋季以高中五期学历跳考四川大学农业化学系，以该系第一名的优良成绩被录取。

入学后不想去听课，只写东西。

年底，喜迎成都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