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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第1页）

最后，民族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必须逐渐建立一套自我评价的标准，不能以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为依归。

近代以降，东、西文化分野的局面逐渐被打破，东、西文化由冲突走向交融，由对话代替对抗，世界文化的整体化趋向日渐明显，由于西方文化在近代化浪潮中据有先进的地位，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实际上是以东方认同西方为主，在这种势态下，东方文化世界的知识分子往往存在一种自卑情结，失去自我驾驭，失去民族文化的本位立场，这是在东西文化最初接触的一段时间中较为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

严复在步出国门、留学英伦时，也存在过这种心态。

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近世文明进行反思时，许多人怀疑甚至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更是强化了这股情绪，西方知识界实际上已走向多元选择，这给东方的知识分子无疑增添了选择的难度，哪怕是继续向西方学习，也有一个分析、抉择的问题。

由此提出的一个间题就是如何建立自我评价标准的问题。

在19世纪，中国人由于受制于&ldo;华夷之辨&rdo;的思维模式，面临的是一个要不要向西方学习的问题;进入20世纪后，甲午海战的奇耻大辱和八国联军的战争威通，已使中国人士失去了应有的自尊，无一例外地面向西方，这时中国人考虑的是如何&ldo;西化&rdo;的问题。

清政府实施&ldo;新政&rdo;，选择的是日本模式，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走民主革命道路，选择的是美国模式。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知识界对自己的思想道路和西方经验给予了反思，普遍不满于固有的资本主义模式，转而对西方新兴的各种社会思潮和文化主张感兴趣，有的研究社会主义，有的转向新保守主义，有的探讨新自由主义。

严复晚年虽然表面上是倡导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是受到西方新人文主义、新保守主义的影响和鼓励。

而这种主张又是建立在对中国国民性估价极低的基础之上，这与其前期的思想并不矛盾。

也就是说，严复的自我评价不仅未改初衷，反而有了某种意味的强化。

更为重要的是，严复晚年已隐约感到民族文化需要建立自我评价的标准，这也是他转向传统文化求取养料的一个重要原因。

可惜的是，他的这一工作并未真正展开，这是他的遗憾，也是他给一个时代留下的思想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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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周振甫著：《严复思想述评》第二编《中西折衷时期》。

[2]《与张元济书》（九）《严复集》第3册第539页。

[3]《与张元济书》（五），《严复集》第3册第533页。

[4]《与张元济书》（一），《严复集》第3册第525，526页。

[5]《原富》按语，《严复集》第2册第893页。

[6]《与张元济书》（十一），《严复集》第3册第549页。

[7]《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第3册第560页。

[8]《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第3册第562页。

[9]《法意》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40页。

[10]《法意》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72页。

[11]《法意》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73页。

[12]《法意》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1006页。

[13]参看《民报》第2号。

[14]《译《群学肄言》自序》，《严复集》第1册第123页。

[15]严瑰：《侯官严先生年谱》。

[16]《主客平议》，《严复集》第1册第118页。

[17]《社会通诊》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33、934页。

[18]参见王轼：《严复传》第1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19]严复：《论国家于未立宪以前有可以行必宜行之要政》原载《中外日报》，《直隶教育杂志》第一年第13，14期转载，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初一、十五日（1905年9月29日、10月13日）。

参见《严复佚文两篇》，《档案与历史》（沪）1990年第3期。

[20]《宪法大义》，《严复集》第2册第241页。

[21]《《老子》评语》十八章，《严复集》第4册第1082页。

[22]《宪法大义》，《严复集》第2册第245、246页。

[23]《宪法大义》，《严复集》第2册第245、246页。

[24]《见十二月初七日邸钞作》，《严复集》第2册第3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