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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风骨今犹在天津日报北方周末记者张星专访（第2页）

在回忆四爸巴金时，李致的态度是深情的，也是严谨的，他只讲述他经历的细节和片断，他心中最真实的感受，从不添加任何虚词。

他虽然确定了要与我说普通话，但也会忽然间情不自禁地冒出几句四川话来。

看得出，他虽然是一位从少年时代就参加革命的领导干部，但他又不是那种纯粹意义上的老干部，他同时又是一个文人，一个出身于那样一个弥漫着文学气息、逃也逃不出的大家庭，并且从少年时代就沉浸在“五四”

时期新文艺的绚烂彩池中被熏陶，被浸染，被沉醉……与其说他崇拜四爸辉煌的文学成就，不如说他更拥戴四爸的做人品质！

“讲真话”

“做好人”

成了他一生的信念。

或许因为年龄，或许因为巴金对其大哥的深情的转移，这一对叔侄竟相知甚深，那同睡一张床的岁月，偷赴上海探望却不敢多语的无言时光，那多次的深夜长谈，那弥留之际留在彼此手心里的温暖与柔软……

采访是在一个初秋的上午，李致的家在他那所住宅楼的顶层，他的家人把楼顶修整成一个美丽的空中花园，身处掩映在绿树与小花之中的楼顶，笼罩在轻柔雾霭中的成都市区尽收眼底，空气中弥漫着川中特有的麻辣气息，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怀旧情绪，遥想当年巴金人生最初的日子，就是在这样一种空气中度过，虽然巴金的故居已无了踪影，但他的精神家园却因了他的作品和由这些作品延伸出来的电影和音乐，挥之不去地在故乡蔓延。

直到后来我在成都的街巷流连，在四川大学旁一座绿意参天的竹园品茶时，都能清晰地感受到这种巴金式的忧郁和坚韧……我和李致的交谈，就在他们家空中花园里一间四面通透的玻璃房中进行，中午时分，阳光开始照耀，不觉间人已出汗了。

正好又有客人来访，于是，我们结束了这次愉快的交谈，回到屋内。

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书桌上那尊巴金的雕像，一瞬间被他吸引，也被他震撼！

是啊！

原来那无形中指引我前来拜访的正是他——

在我苍白孤寂的青春岁月里，曾经有过“很绝望、很悲凉”

的日子，背诵着鸣凤投湖前的那段内心独白，我把巴金的《家》当成了自己人生的慰藉。

如今，面对着这位伟大文学偶像的亲属，我却没有了当年阅读巴金时的那种激情与幻想。

人事沧桑，心事沧桑，文学的魅力是想象，而这种想象又远远大于真实世界的一览无余。

青春年华往往也是人生的梦幻时期，所以，青春加上文学，永远都不是成熟加上现实的对手。

而巴金的意义就在于，他不仅写出了不朽的“激流三部曲”

，还写出了被誉为“世纪良知”

的《随想录》……

记者：

您虽然一直在当领导干部，但同时又是一个作家，您走上写作这条路与巴金有关系吗？

李致：

那当然有关系了。

我们家是真正的书香门第，我儿子在美国一所大学当终身教授。

他收集到了在清朝乾隆时期我们李家祖先的作品，还有我的曾祖父的东西，李氏诗词四种。

记者：

李家几代人都与文字、文学有解不开的渊源？

李致：

我们李家是一个很大的家族，我父亲（巴金的大哥，《家》中觉新的原型）特别喜欢新文学。

包括巴老看的一些新书报都是我父亲买回来先看，然后传给他的。

我的三叔是一个很有名的翻译家叫李林，抗战刚胜利的时候就去世了。

巴老有一个大弟弟在宁夏，今年大概九十五岁了，解放前后搞过平明出版社，后来支援边区去了宁夏。

我开玩笑地讲，在中宣部主编的《出版家列传》中，我们李家就占了两位，一个是他，一个就是我。

我曾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从刚粉碎“四人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