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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着想巴金与我的藏书（第1页）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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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着想

——巴金与我的藏书

我是受五四新文学影响成长的，因此喜欢藏书。

上学的时候，零花钱不多，仅有的钱大多用在买书上。

1949年前，我从旧书摊买齐了鲁迅的小说和杂文集，还有一些翻译小说，居然有一箱藏书。

1949年夏，党的地下组织要我从重庆撤退到成都，我把一箱书寄放在一个朋友家。

一解放，这位朋友本着共产主义精神把书全部捐赠给图书馆，我于是成了80年代流行歌曲所唱的“一无所有”

。

20世纪50年代，从零开始，我又买书。

这时，除文艺书籍外，我还买一些政治和历史书籍。

1955年5月，四爸巴金从印度回国，路经重庆，打电话找到我。

这是我长大以后第一次看见他。

彼此询问了对方的近况，谈得很愉快。

临别时他关切地对我说：“你喜欢读书，以后需要什么书来信告诉我，我可以送你。”

我丝毫没有客气，立即表示感谢。

从此，巴老常寄书给我。

不论我从重庆调到成都，从成都调到北京，只要我提出要求，巴老总是有求必应。

例如《契诃夫小说选》，三十几本，他基本上为我找全。

60年代，《欧阳海之歌》刚一出版，他即主动寄给我，当时我在辽宁参加“四清”

。

许多同志表示羡慕，排队向我借阅。

由于书价低，我经常也买书，在藏书上逐渐“先富起来”

。

1955年春，巴金路过重庆，这是李致成人后第一次见巴金

1964年，我第一次到上海。

巴老领我参观他的藏书。

大小共六七间屋子，许多书柜和书架，还有一些书刊堆在地板上。

这书的海洋深深地吸引了我，但可望而不可即。

“文革”

一开始，我和巴老都在异地受审，在1972年才重新取得联系。

第二年我调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又开始向巴老要书。

当时，巴老的书早被封存，但我仍能得到一些书。

例如《屠格涅夫散文诗》《罗亭》《约翰·克里斯朵夫》《稼轩长短句》《今古奇观》《元杂剧选》《康熙字典》等。

每收到巴老寄来的书，我都写信感谢。

1967年1月20日，巴老在给我的信上说：“寄点书给你，算不上什么，只希望你好好工作，能做出点成绩。

我的书房还没有启封……不过里面大部分是成套的外文书，我一时也用不着。

外面的书也不少，我有时还送点书给别人。

还有小林、小棠也拿了些书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