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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一件事是我在海外留学时遇到的。
现在的年轻人大可以说,我是在卖弄自己出国留过学。
这可不是夸耀,这是又一桩痛苦的经历,虽然发生在别人的身上,我却没有丝毫的幸灾乐祸-我上的那所大学的哲学系以科学哲学著称。
众所周知,科学哲学以物理为基础,所以哲学系的教授自以为在现代物理方面有很深的修养。
忽一日,有位哲学教授自己觉得有了突破性的发现-而且是在理论物理上的发现,高兴之余,发贴子请人去听他的讲座,有关各系的教授和研究生通通都在邀请之列。
我也去了,听着倒是蛮振奋的,但有觉得不像是这么回事。
听着听着,眼见得听众中有位物理系的教授大模大样,掏出个烟斗抽起烟来。
等人家讲完,他把烟斗往凳子腿上一磕,说道:wrongstory!
(错误的故事)就扬长而去。
既然谈的是物理,当然以物理教授的意见为准。
只见那位哲学教授脸如猪肝色,恨不能一头钻下地去。
现在的年轻人又可以说,我在卖弄自己有各种各样的经历。
他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好了。
我这一生听过各种wrongstory,奇怪的是:错的越厉害就越有人信-这都是因为它让人振奋。
听得多了,我也算个专家了。
有些故事,如文革中的种种古怪说法,还可以祸国秧民。
我也是也编这种故事,也可以发大猜,但我就是不编。
我只是等故事讲完之后,用烟斗敲敲凳子腿,说一声:这种理解彻底不对。
我家里有各种各样的书,有工具书、科学书和文学书,还有戴尼提、气功师一类的书,这些书里所含的信息各有来源。
我不愿指出书名,但恕我直言,有一类书纯属垃圾。
这种书里写着种种古怪异常的事情,作者还一口咬定都是真的,据说这叫人体特异功能。
人脑子里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有可靠的知识,有不可靠的猜测,还有些东西纯属想入非非。
这些东西各有各的用处,我相信这些用处是这样的:一个明理的人,总是把可靠的知识作为根本;也时常想想那些猜测,假如猜测可以验证,就扩大了知识的领域;最后,偶尔他也准许自己想入非非,从怪诞的想像之中,人也能得到一些启迪。
当然,人有能力把可信和不可信的东西分开,不会把怪诞的想像当真——但也有例外。
当年我在农村插队,见到村里有位妇女撒癔症,自称狐仙附了体,就是这种例外。
时至今日,我也不能证明狐仙鬼怪不存在,我只知道它们不大可能存在,所以狐仙附体不能认定是假,只能说是很不可信。
假设我信有狐仙附了我的体,那我是信了一件不可信的事,所以叫撒了癔症。
当然,还有别的解释,说那位妇女身上有了“超自然的人体现象”
,或者是有了特异功能(自从狐仙附体,那位大嫂着实有异于常人,主要表现在她敢于信口雌黄),自己不会解释,归到了狐仙身上,但我觉得此说不对。
在学大寨的年代里,农村的生活既艰苦,又乏味,妇女的生活比男人还要艰苦。
假如认定自己不是个女人,而是只狐狸,也许会愉快一些。
我对撒癔症的妇女很同情,但不意味着自己也想要当狐狸。
因为不管怎么说,这是一种病态。
我还知道这样一个例子,我的一位同学的父亲得了癌症,已经到了晚期,食水俱不能下,静脉都已扎硬。
就在弥留之际,忽然这位老伯指着顶棚说,那里有张祖传的秘方,可以治他的病。
假如找到了那张方子,治好了他的病,自然可以说,临终的痛苦激发了老人家的特异功能,使他透过顶棚纸,看到了那张祖传秘方。
不幸的是,把顶棚拆了下来也没找到。
后来老人终于在痛苦中死去。
同学给我讲这件事,我含泪给他解释道:伯父在临终的痛苦之中,开始想入非非,并且信以为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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