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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本上又读到了艾青的《黎明的通知》和蒋光慈的诗。
进了中学,我看得最多的是艾青的诗,并且能背诵一些,读艾青的诗的时候,自己也经常有写作的冲动。
我还反复地读过郭沫若的《女神》以及戴望舒、徐志摩的诗。
郭小川、贺敬之、公刘、沙白这些诗人的有一些诗都曾经激动过我,都给了我写作的营养。
艾青当“右派”
后,他的作品借不到了,而且我也相信他是“右派”
、是“坏人”
,便不看他的诗了。
那个时候起,一直到“文化革命”
,我读得最多的是郭小川的诗。
他的激情,他的构思以及诗中的声韵、节奏,都使我倾倒过。
我在当工农兵大学生的时候,小川同志还专门找到我谈了半天诗,我永远怀念这位已经不在人间却在我们心上的老师。
1976年以后,我又能读到艾青的诗了,并且能经常地听到他的教诲,埋没了多少年以后,他的诗与他的心都没有死亡,相反有了更强的生命力。
艾青的关于写诗要有形象思维,并要从形象着手的诗歌理论对我影响是最大的。
这几年来,至少在我,是在这位诗心不老的前辈的带领下,走过来的。
我崇敬这些长辈,然而,我仍在探索自己的路。
有了他们的实践,我们便有了更多的经验和借鉴,但,创作是不能沿袭也不能代替的。
艾青说得好;有自己风格的诗才能算是好诗。
你从最早写民歌体到现在写自由诗,能不能说你对民歌体持否定态度了?
答。
我是从旧体诗开始认识诗,爱好诗的。
以后又读了不少民歌——大跃进时我正在读初中,学校规定每人每天都要写一首诗——所以,我最早发表的诗确实是民歌体的,比较整齐,讲究节奏,也注意生活气息。
我至今也不否定民歌体,我认为一个诗人用什么体裁写诗那是应该有自由的。
只有自由地选择,才能自由地创造。
我现在是不以民歌体来写诗了,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我的有一些作品里仍有民歌体的痕迹,我仍然比较注意节奏和音韵,应该说那是旧体诗和民歌给我的影响。
但,我从写作实践中又体会到,民歌体——如果我们是从比较严格的角度来说民歌体,亦即是整齐的五言、或七言诗的话,那么还是有束缚思想的弊病的。
感情无法奔泻,也难于细细地描绘形象,更无法写出诗的散文美。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新诗本身也一定会在将来有多种新的形式出现的。
民歌体似乎也面临着需要改革、前进,以适应变化了的时代和生活的问题。
将来的诗是什么样的呢?会不会产生新的格律诗?
答:不知道。
我们大家去写好现在的诗,那么这就是将来的一部分财富。
但,从根本上讲,将来的诗是由将来的诗人去创造的,我们既然无法包办,便也无法预测。
新的格律诗从闻一多先生提倡起,五十年代也有人热心倡导过,至今我还没看见一首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新的格律诗,可见也实在不好做。
将来有没有?我无法说。
但,在现在,我是不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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