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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士绅心态及其生活（第2页）

一生活的俗化

作为传统文化精英的士大夫，在倡导以至维护传统文化过程中不遗余力，尽了他们应尽的义务。

但是，生活在市民文化日趋张扬这种文化氛围中的晚明士大夫，其文化意识、生活情趣、人格追求各方面，都烙下了与前时代士大夫不同的一些印记。

商业发展所带来的繁华的城市生活，给晚明的士大夫的息隐意识染上了独特的色彩。

这就是留恋世俗的繁华，由息居山林转向城市隐居。

早在明代中期，著名思想家陈献章就有“山林亦朝市，朝市亦山林”

之说，

主张从内心来区分山林与朝市，而不是居住之地。

“大隐在朝市，何劳避世喧？”

卢柟的诗句更是成了晚明士大夫城市隐居生活在理论上的宣言书。

这种隐居观念的变异，与其说是士大夫心性修养场所的简单变迁，毋宁说是世俗生活的繁华迫使士大夫追求一种隐居生活的新格调。

这种变异所带来的必然是士大夫生活情趣的大改观。

禁欲是理学式的封闭生活。

明初的士大夫也追求一种穷乐的生活情调。

晚明的士大夫却更多地追求一种适意享乐的生活：“击鼓会佳客，秩秩满中堂。

齐娥扬妙音，越女捧微觞。

良时不重至，此乐已岂常？”

这是一种及时行乐式的颓废的享乐主义。

士大夫广建园林，以至大量的“城市山林”

的出现，

就是明代士大夫隐居生活发生变化的真实反映。

传统士大夫一向以清高自鸣，以超凡脱俗相尚，以混同世俗为羞，籍此以显士人风骨，与世俗之人相别。

一至晚明，士人生活慢慢由雅趋俗，在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上有不同程度的俗化痕迹。

关于此，陶夷龄、王锡爵分别有如下揭示：

士大夫膏育之病，只是一俗，世有稍自脱者，即共命为迂为疏为腐。

于是一入仕途，则相师相仿，以求入乎俗而已，如相率饮狂泉，亦可悲矣！

今之士大夫一旦得志，其精神日趋于求田问合、撞钟舞女之乐。

显然，世俗化、享乐化在士林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时尚。

“名利不如闲”

，这是明代的“常语”

，而所谓的“闲情逸致”

，也是士大夫所刻意追求的一种生活上的精神境界。

从根本上说，所谓“闲”

，应该是不徇利，不求名，澹然无营，俯仰自足。

但在明代士大夫中，“闲”

的观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就是“俗化”

。

正如谢肇淛所指出，当时的士大夫已是将“宫室之美，妻妾之奉，口厌粱肉，身薄纨绮，通晓歌舞之场，半画妆第之上”

，

诸如此类完全是物质与肉欲的享受当作“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