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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登基以后,又将他召回京师,任命他为太常寺丞,赐与甚厚。
袁珙子忠彻,传其乃父之术,也受到了成祖的重用,官至尚宝司卿。
早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棣就派典膳井泉等人将袁忠彻召入燕王府。
朱棣向他出示相人一类的书籍,命他与内使哈刺帖木,识字人朱琇、沈淳,画工白皙等,将古代相人一类的典籍以类编辑,汇成一书,称为《人象大成》。
在永乐年间,明成祖曾经博收天下术数之人,为自己所用。
但到了明英宗时,因为年代久远,这些在朝服务的术数之人已经凋零殆尽,而且占候缺人。
天顺二年(1458)十一月,当时掌管钦天监事的礼部左侍郎汤序上奏,建议“凡精通天文、历数、地理、课命之术者,不分军民,起送赴京;或避罪亡匿之人,亦免罪送监,量材奏请擢用”
。
这一建议通过下到礼部共同商议以后,获得了一致的意见,再上报给英宗,得到了英宗的批准。
不过,考虑到术数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在为朝廷服务的同时,也会给朝廷带来麻烦甚至威胁。
为此,英宗在用这些术士的同时,又特意加了一条,即对于那些妄言祸福或违理乱众的术士,有司还是应严加禁约。
明朝廷对相术一类书籍相当重视,甚至将它们颁发到各地的学校,供诸生学习。
如明末清初人周亮工在福建曾见到袁忠彻所著《相人书》一帙,后载:“嘉靖四年秋七月,浙江督学道发衢州府江山县学收藏。”
下用关防钤记。
这就是例证。
上行下效。
由于帝王对方士格外重视,于是在士大夫中也就形成一股与方士交游的风气。
据载,明代的士大夫“多信地理”
,其实就是对风水之术的佞信。
士大夫聚在一起,“大都讲些堪舆话,又说些星命学”
。
当时如少卿蕲贵、侍读徐穆都好星术。
京城翰林院诸先生每次会晤,也都笑谈星相之术,所以术士多游历京师,与士大夫相交,藉此获取名利,成为一时的风尚。
如会稽方士罗一元,凭藉星术游历北京,沈龙江、石东泉等京师大老都“上宾礼之”
。
这也堪为一例。
二医士与医术
在明代,人们将医士与江湖术士并列,而在地方上,也是医学与阴阳学并设,医术也就降而与方术并称。
在明朝人看来,古今不甚相远者,惟有医学一途。
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为医学的功用最切,而行医者技艺的高低也容易判别,所以行医者不得不习而精之。
但无论如何,像扁鹊之视五脏症结,华佗之剖心传药,这样的绝艺实属世所少见。
正如明人谢肇淛所言:“夫医者,意也。
以意取效,岂必视方哉?然须博通物性、妙解脉理而后行之,不则妄而轻试,足以杀人而已。”
以“意”
行医,有方而不泥于方。
按照传统的医理,意难于博,博难于理。
而医得其意,则足称国手。
这种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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